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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一年半的時間內，不僅腐敗遭遇“嚴打”，作風失范也對官員政治前途造成越來越嚴重的后果。
與公車私用、公款大吃大喝等明顯違規行為不同，帶有民俗人情糾葛的婚喪喜慶事宜成了傷腦筋的角力點，而其“包養案發率”和受處包養管道分人數僅次于違反工作紀律、違規使用公車類別，長期穩居于前三位。
京華時報記者孫乾王梅實習生安冬雪楊艷萍
1統計
半年內違規辦包養合約宴官員逐月遞增
2012年底，旨在整飭政風的八項規定出臺，一時間，全國各地迅速開啟自我凈化模式。其中，從中央到各地，關于領導干部的婚喪嫁娶有關禁令達數百個，“報告制”“限桌令”“限禮金令”“限客令”等做法已到“耳提面命”的地步。
然而，仍不斷有官員違規辦宴，刷新著公眾的認知：8月22日，黑龍江通報哈爾濱市依蘭縣住建局副局長、供水公司經理、黨總支書記李剛違規舉辦“升學宴”、收受禮金包養網被免職。其看點在于，李剛訂5桌“升學宴”被群眾舉報，被紀委約談責令取消酒席并做書面檢查。三天后，頑固的李剛仍為女兒舉辦了“升學宴”，只是將宴請數量改為4桌。
讓人匪夷所思的并非只是“為何李剛如此頑固”，而是在全國范圍內，“頂風作案”的李剛們并不在少數。
據中紀委通報的全國查處違反中央八項規定精神問題匯總，自2014年2月—7月，被曝出的大操大辦婚喪喜慶的問題數逐月遞增，每月平均增加30例，今年7月查處問題案例已增至277例，包養網共307人受到處分。
除了普通領導干部，也不乏冒著更為嚴厲的處罰風險違反禁令的紀檢干部：3月，山西臨汾市檢察院黨組成員、紀檢組長段新紅，因大辦婚喪喜慶事宜，受到撤職處分。而山西省內其他存在類似違規情節的非紀檢官員多被給予黨紀政紀警告處分。
從中央到各地，關于領導干部的婚喪嫁娶有關禁令達數百個，“報告制”“限桌令”“限禮金令”“限客令”等做法已到“耳提面命”的地步。然而，仍不斷有官員違規辦宴，刷新著公眾的認知。
2流程
各地官員辦婚喪宴必先報備獲批
在舉行婚禮的前一周或前10天，需按干部管理權限向本級或本單位紀檢監察機關（如紀委黨風室）申報。說明操辦事宜、時間、地點、邀請人數及范圍等情況，承諾遵守相關紀律。
讓領導干部辦一場合情又合規的婚喪喜宴到底難在哪里？
從上至下層層傳導不斷細化的政令中，或可嗅之一二。
于2013年11月1日正式實施的湖南省《關于黨和國家工作人員操辦婚喪喜慶事宜的暫行規定》曾被網民稱為史上“最嚴限宴令”。
酒席人數有上限，賓客身份劃范圍，宴請之前須審批，違規禮金要收繳。除了婚禮、葬禮外，公務員操辦生日、喬遷等喜事，不得宴請包括同事在內的非親屬人員……湖南欲通過這些近乎苛刻的規定，既管住借機斂財等腐敗問題，又管住大操大辦、奢侈浪費等作風問題。
事實證明沒有“最嚴”只有“更嚴包養故事”。今年6月湖北省紀委發文明令，除婚事、喪事，禁辦一切生日宴包養、喬遷宴、升學宴、滿月宴、出國宴等。對于“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情況，如將婚宴“化整為零”包養問題，也明令禁止，要求一包養事一天一地。
同時，中紀委也不斷念“緊箍咒”：令行禁止、不搞例外，堅決整治對中央規定變著法子規避的行為，同時要求各級紀檢監察機關加大檢查監督力度，決不手軟。
領會到中央異包養妹常堅決的決心后，各地各層級都制定了較嚴厲的“限宴令”，記者梳理這些“限宴令”，發現一名官員如若想為兒女操辦一場婚宴，大概需要走這樣的程序：在婚禮前一周或前10天，需按干部管理權限向本級或本單位紀檢監察機關（如紀委黨風室）申報，說明操辦事宜、時間、地點、邀請人數及范圍等，承諾遵紀。實際操作中，這種申報一般執行得較細致，如宴請包養網酒店的星級也要說明。
最容易被盯上的當屬宴請人數。對此，一些地區明令“限桌”，湖南、石家莊、貴陽等30余地，都明令限制擺酒的桌數，但擺桌上限，各地不同，多限定在20桌左右。湖南還細化要求，干部辦紅白事，一方辦宴禁超200人（20桌），兩方合辦禁超300人(30桌)。山西呂梁則限定了每桌標準，含煙酒在內禁包養超1000元。
申報獲批后，申請人才可計劃宴請賓客，而賓客范圍也嚴格限制。在各地要求“官員婚喪嫁娶不得邀請管理和服務對象包養網”的基礎上，20余地區還規定禁邀“同事”。新疆阿勒泰規定，同事、同學及好友可到場幫忙，但禁止隨禮。湖南、湖北等地還細化了親屬范圍：直系親屬、三代以內旁系親屬及近姻親。
會不會查一查賓包養感情客是當事官員第幾代親屬？湖南省紀委預防腐敗室副主任陸群對京華時報記者表示，在實際操作中核實這類問題情況比較復雜，一般只看酒宴規模和人情登記簿。如有干部的工作對象、下屬或其他利害關系人送大額禮金又不登記，又不吃飯，調查難度就很大。如上述人員純屬正常人情往來，禮金非常少，查處又顯得不近人情。控制桌數并不能有效防止腐敗，但限制了規模，也就降低了影響。“所以這類問題只能嚴格按規定來，誰碰上誰倒霉。”
3督查
婚喪宴是否違規將受到現場督查
規定各種額度的限禮金令，實為便于區別是否違規，但現實中，很多違規收受情況，并不是通過宴請而取得，而是送禮人獲知干部有各種事情后，主動送上門，金額很多。
賓朋滿座的婚禮當天，考驗才正式開始。
在華東某縣級市紀檢系統工作了十余年的紀檢干部蘇明（化名）接受包養女人本報采訪時透露，此類違規事件的線索主要來自于群眾舉報和輿論曝光，不排除因沒有舉報而蒙混過關的情況發生。
如果沒有“蒙混過關”，那么官員接下來就要謹防賓客的禮金“超標”。對此，多地曾出臺“限禮金令”，近10個地區還限定了禮金數額，陜西府谷規定禮金禁超300元；山西呂梁、甘肅包養價格隴南規定禮金上限200元；廣西河池上限為100元。而四川則“封殺”了禮金，事先上報時須承諾：不收受禮金、禮品。湖南也規定，不準收受任何單位和親戚以外人員的禮金及貴重禮品
“地方規定各種額度的限禮金令，實為便于區別是否違規”，蘇明直言，“但現實中，很多違規收受情況，并不是通過宴請而取得，而是送禮人獲知干部有各種事情后，主動送上門，金額很多，這個一般在干部落馬后的案件調查程序才會獲知。”
而對于禮金存不存在貓膩、賓客范圍超不超規、存不存在鋪張浪費的實際情況，婚禮當天，還可能面臨來自紀委黨風室干部的現場督查。按照多地規定，在婚喪喜慶等事宜舉辦時，需派專人督查，發現違規現象立即制止。
陜西省府谷縣紀委還成立專項工作領導小組，抽調委辦局人員參與監督檢查，采取明察暗訪、分片包干、落實責任的方式，成立13個監督組。每個監督組確定若干監督員，每個監督員具體負責一個飯店，要求對全縣31家大中型餐飲場所辦理事宜中、晚督查兩次。意在“確保婚喪嫁娶等事宜的一切過程放置在陽光短期包養下，使一些見不得人的小把戲無處藏身”。
如此嚴防死守，必然需要大量紀檢工作人員，記者據悉，紀檢系統機構改革后，各級紀委一線辦案部門比例都大幅度增加，其中包括主要負責執紀八項規定的黨風室人員數量也大幅增加。但相對于其他腐敗案件，違規婚喪喜慶事宜的調查流程簡單、速度快，少則一周、多則一月就可以完成調查、處理、曝光。
宴請結束后申請人還需在限定時間段內向紀檢機關事后報備。上述程序均合規定，喜主沒有因此被處分、被免職、禮金沒因超規被沒收，一場喜事才算皆大歡喜。
4特點
經濟發達地區借婚喪斂財情況相對少
在實踐中發現，經濟較發達地區，收入整體較高，斂財的途徑也多種多樣更加隱蔽，靠婚喪喜慶借機斂財的情況并非主要因素。在經濟較不發達地包養網ppt區，披著風俗人情外衣借機收取禮金的問題相對較多。
官方為堵住違規辦婚喪喜慶的漏洞，可謂絞盡腦汁。但不聽勸阻“頂風作案”大操大辦、超范圍宴請借機斂財、分批宴請規避督查的官員仍大有人在。比如，河南省駐馬店市驛城區運管所副所長段新安違規要求非親屬參加其子婚宴，被調查時還試圖銷毀證據終被撤職的案例，就發生在今年5月。
不僅如此，從全國范圍內看，截至今年7月31日，全國共查出違反八項規定精神的問題51600件，其中大操大辦婚喪喜慶的共查處2759件；在受到黨紀處分的18365人中，因大操大辦婚喪喜慶事宜受到黨紀處分的就有1839人，占比超過10%。其“案發率”和受處分人數都僅次于違反工作紀律、違規使用公車類別，長期穩居于第三位。
包養女人與之相對，在三令五申的政令之下，違規使用公車情況卻有了明顯改善，從去年10月的31.73%下降到今年7月的10.65%。同時，公款吃喝、收送節禮等情況也包養網已處于“低位”。
對于較高的案發率，蘇明有自己的看法，他認為，相對于其他違紀違規行為，操辦婚喪喜慶事宜等于“昭告天下”，不具有隱蔽性，因此更易被舉報也易于取證調查。
多數違規案例的處理結果是要求退還禮金，那么，伺機斂財是否是官員趨之若鶩的主要原因？
統計數據顯示，各地官員違規大操大辦婚喪事宜的數量有明顯的地域差異。如西南各省（云南、四川、貴州）、東北地區（遼寧、吉林）屬多發區，而西藏、青海、新疆等省份則很少。同時，東部沿海經濟較發達地區的案件數量相比西部一些省份明顯較低。
“我也曾參加過不少官場朋友的婚宴，看到的問題更多是鋪張和浪費，想賺一大筆并不現實。”陸群在實際工作中發現，官員借機斂財的問題也并沒有傳言和想象中的嚴重。但官員的社會關系比較復雜、資源較多，使得酒宴規模難以控制，也是不爭的事實。
對此，蘇明也認為包養金額，在實踐中發現，經濟較發達地區，收入整體較高，斂財的途徑也多種多樣更加隱蔽，靠婚喪喜慶借機斂財的情況并非主要因素。在經濟較不發達地區，披著風俗人情外衣借機收取禮金的問題相對較多。“目前，這方面事情主要發生在縣鄉以下機構，特別是基層干部。”
與蘇明的體會一致，案發率最高的行政層級的確為處于政府神經末梢的鄉科級。據中紀委公布的最新數據顯示，因違反八項規定被處理的67679人中，鄉科級干部為64422人，占比超過95%。
為何鄉科級干部案發較高，固然與鄉科級干部在干部群體中占比較大有關，也有一種普遍看法是，對“上頭”肅清政風的決心領會不到位，心存僥幸，認為以家人婚喪嫁娶為掩護、以“人情往來”為說辭會無人追究；或者主觀認為，“天高皇帝遠”，即便頂風作案“上頭”也不會知道。
此外，還有專家也指出，違規成本較低也可能是“頂風作案”的原因之一。
記者在對于案例的梳理中發現，從對違規官員的處理結果來看，多以黨內警告或嚴重警告為主，僅對極少數因情節嚴重的官員撤職處理，有的違規干部還因積極退還禮金認錯態度誠懇，被談話教育做了書面檢查而被免予黨紀處分。
5析因
民風慣例對官員違規有影響
民俗是干部行為的基礎，但要保證干部杜絕違規行為需要有制度保障。
即使輿論認為對違規官員的處罰力度偏低，但當下的整治力度也影響其政治前途，如此只為子女辦一場婚宴，到底為哪般？
“領導干部仍然存在大操大辦婚喪喜慶，這更多與整體社會風氣有關，領導干部只是因為社會交往圈子更廣，很多時候抹不開面子，不得不辦。”蘇明稱。但他也直言，送禮者所看中的并非“風俗”和“人情”，而是領導干部手中的權力，希望“投之以桃”，改日能被“報之以李”。因此，中央要對此類事件杜漸防微，旨在從源包養網心得頭上防腐。
對此，中國行政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汪玉凱認為，官員大操大辦屢禁不止，有傳統文化在發生作用的因素。他表示，在中國，辦婚宴、壽宴等各種喜慶事宜是一個習俗，國人視為大事，所以當官員有了權力和經濟實力后，都想通過大辦來顯示自己的體面，光宗耀祖，這是中國文化沉積的結果。同時官場上人情往來也是一個慣例。
按照專家的看法，民風慣例對于官員違規有一定影響。京華時報記者在廣東佛山的見聞，在一定程度上印證了上述說法。
“借婚喪喜慶收紅包斂財，這個問題在我們這里幾乎沒有。”佛山市紀委黨風廉政室主任彭德志對此頗有信心，“自八項規定實施以來，借用婚喪嫁娶斂財的情況，佛山未抓到一例違規者。”
究其原因，彭德志斷言“這與當地民俗有關”，據介紹，佛山人務實，送紅包實際上是禮尚往來，送了還要還回去，干脆就不送了省了這個麻煩。
幾位佛山當地市民在接受采訪時說，辦酒席“別人愿意包養網來就是給面子，我請你吃飯還收錢，沒這樣的”。
彭德志介紹，起初佛山也有收紅包的習俗，但所謂收只是從送來的錢當中收2塊、5塊，剩下的退還，“這樣一來，還要找零，太麻煩，就干脆接過紅包折個角返回客人手中，算是心領收過。”
民俗果真會影響案發率？彭德志舉反例佐證：“粵港一帶過年有項習俗會派利是，討吉利，這個利是可能不多，就幾塊錢，不求大小只求意頭，但有這樣的民風在就會有人借用這個機會，比如老板就派給干部大利是。”
彭德志稱，民俗是干部行為的基礎，但要保證干部杜絕違規行為需要有制度保障。比如，針對派利是的情況，佛山市紀檢部門設廉政賬戶，處理無法返回的紅包，干部可以把不好退的錢存入廉政賬戶，留下底單，對自己的情況有一個證據存根。對這些錢，紀檢部門會定期打報告并交給市財政局。彭德志也透露，廉政賬戶戶頭上目前金額“不少”，但數目不便公布。
6難題
情與法之間存自由裁量問題
到了這個位置，你手上有公權力，你就應當接受群眾的監督，你的空間自然就會變小，跟明星是一個道理。
在采訪中，有基層包養網公務員表示，不隨紅包有精神、不辦婚宴有理由，“整個人輕松啦！”但有人也表示有抵觸情緒。
一名佛山鄉鎮公務員表示，黨員領導干部操辦婚喪喜慶事宜的一些標準不一定合理。“像2500元一桌的標準，在南海一些鎮街還好，但在桂城這樣的中心區，這一標準內的宴席難找。”
對于一些“抱怨”，佛山市紀委黨風廉政室一名紀檢監察員表示，確實遇到過一些不被理解的情況，但他仍認為，雖然宴請上報干涉到私人生活，但作為干部，理應接受監督。“到了這個位置，你手上有公權力，你就應當接受群眾的監督，你的空間自然就會變小，跟明星是一個道理。”
陸群和同事在工作中，也時常感受到，對于操辦婚喪嫁娶事宜的問題，一些干部抵觸情緒比較大。其中不排除一些規定“過于死板，不好操作，有悖初衷”。陸群舉例稱，某領導兒子結婚，制度應該防止的是該領導利用職務影響借機斂財。如果其下屬或工作對象、其他特定關系人都沒參加，而其兒子和兒媳的親友特別多，突破了所謂桌數，查處就有阻力，且依據不足。
對此，制度反腐專家李永忠表示，出臺八項規定的目的，就是要重建包養黨和政府的公信力。但當前有些地方和單位在對八項規定的執行層層加碼，不斷細化，把不該入微的也強行入微，以致出現執行中的偏差和認識包養金額上的誤解。
接受采訪的多名紀檢工作人員均表示，情與法之間如何明察，確存在一定的“自由裁量”，這恰恰是一線紀檢人員面對的難題。
“我們深知婚喪喜慶都是各家大事，只要當事人不刻意大操大辦，沒有借機斂財的動機和事實，一般都不會查處。紀檢干部也是人，并不想在干部家中碰到婚姻大事時去掃興，碰到喪事時去增加別人的悲痛。”陸群表示，規范這類行為的目的在于教包養育干部帶頭移風易俗，不在于查處。但當事人作為黨員干部，應自覺遵守紀律，做好表率，頂風包養違紀被查也怨不得別人。
7建議
加大公開力度接受群眾監督
降低婚喪喜慶違規操辦的案發率，不能“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包養女人”，而應從限制公權力入手通盤解決。
“個人認為，婚宴的大操大辦并不是問題的核心。民意反彈更多集中在領導干部的特權中。歸根到底還是體制問題，回避這個問題而談沒太大意義。”蘇明認為，降低婚喪喜慶違規操辦的案發率，不能“頭痛醫頭腳包養網痛醫腳”，而應從限制公權力入手通盤解決。
一名地方官員的看法與蘇明不謀而合，他認為，在官員財產不公開、一些權力腐敗隱藏較深、群眾對于腐敗深惡痛絕的當下，婚喪喜慶這一無法遮掩的事宜，也在一定程度上會被“首當其沖”成為某種民意宣泄口。而政務信息公開程度較高、群眾監督力度大、民意舉報較為通暢的地區，官員感覺時刻處于監督之下，對于自身行為就有著相對更嚴格的規范，心存僥幸頂風作案的情況就可能少，群眾疑心舉報自然也少。
從佛山來看，其經濟發展水平較快，當地官員介紹，“佛山的農村經濟發展迅速，一個村的GDP可能就超過別的地方一個縣，這樣的形勢倒逼我們必須對龐大的資產進行嚴格管控。其中，重要一環就是加大信息公開力度，接受群眾監督，最大限度壓縮公權謀私空間。”
以最基層的農村事務公開為例，早在4年前，佛山市5個區便開通農村黨風廉政信息公開平臺，對黨務、村務、財務公開。
在此背景下，佛山對于當地政務公開的程度比較包養網VIP開放，群眾舉報和民意宣泄的途徑較暢通，已形成較為有效成熟的舉報、問責和通報機制。
佛山當地官包養網員認為，在對于公權力限制的制度保障下，官員以權謀私的可能性降到最低，搞貓膩的可能性減少，對于官員一些個人的正常行為，群眾的懷疑也會降到最低，最終形成良性循環。而這一點，正是解決婚喪宴屢禁不止的癥結所在。
“值得反思的是，群眾對官員操辦這類事情的反感，也與群眾對官員這一群體有不滿意的情緒有關。”陸群提出，目前出臺的幾乎都是對婚喪喜慶不得大操大辦的禁止性規定，但光靠禁止性規定，不能從根本上解決這一問題。它是一個社會系統工程，對于社會來說，要摒棄傳統文化中的糟粕，對不良社會風氣來一場革命。對國家來說，應出臺防止利益沖突的法規，禁止國家公職人員借婚喪喜慶之機向特定關系人收錢斂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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